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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据各书序文述其取本及疏解采择之况列表如下。

问：普万物，莫是以心周徧而无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万物，人得之遂为人之心，物得之遂为物之心，草木禽兽接着遂为草木禽兽之心，只是一个天地之心尔。（《尚书正义·汤诰》）何晏亦云：言桀居帝臣之位，罪过不可隐蔽，以其简在天心故也。

但此等语话，只可就此一路看去。圣人若得天地之心，必与之同样正大无邪，因而人正大便可见天心之正大。《荀子·解蔽》云：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人乃生之最灵，其心，五藏之最圣也。（参见冯友兰，第54页）但此主宰是何含义？在有些地方，朱子是直接以天理来诠释天地之心的，因而好像天心就是天理的另一种说法，如这一条： 问：天地之心，天地之理。

余论、人为天地之心 以上的讨论基本澄清了，朱子虽然并未完全否定人格神，但其天地之心既不能表明天地直接创生万物，也不能说明天地有目的地安排万物和赏善罚恶，则不可将其天心哲学过于宗教化。（参见陈来，2015年，第11—20页）笔者认为，宋代以后对天地之心的讨论虽然确与汉唐传统有很大不同，汉儒以六经或礼乐教化谈天地之心的色彩淡化了，以工夫论重新理解天人关系的成分大大增强，但其基本精神仍然是一脉相承的。【16】可见，船山极为强调有感而后通者和有无感而自存者之区分，而且强调必以无感而自存者为实有之真（《四书训义》下，第479页）。

孟子之功，不在禹下的说法首出韩愈，朱子对此说的解释是赖其言而今之学者知宗孔氏，崇仁义，尊王贱霸而已，与其说朱子认同此说，还不如说他更认同小程子孟子大贤，亚圣之次说法。（《读四书大全说》，第474-478页） 19 船山对性、情、才之综合功能的阐释，正如杨国荣对身心之知的强调，其意图就在于培养人们的意欲、情感以配合理义的道德要求，因此，有必要采取一种综合的考虑而不是单一的理性视域考察（见杨国荣:《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三联书店，2013年，第130页）。可以说，船山是从以思为仁义之所自生即心由性发角度凸显心之根本功能，即心为思官（《读四书大全说》，第524页）。作者：孙钦香（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来源：《中国哲学史》2022年第3期 进入专题： 王船山 心之本位 。

具体而言，心能尽性是说苟有实心者皆可以作圣，而性不知检其心是说人之有不善者，其过在心而不在性，当然亦强调人之有善，其功亦在心（《读四书大全说》，第834-835页）。【8】简言之，性本于天而无为，心位于人而有权（《读四书大全说》，第948页）。

《四书训义》下，《船山全书》第8册，第823页）。13 王夫之:《四书笺解》，第346页。就此而言，孟子之功，不在禹下。综上而言，船山论心强调的是仁义含于心，而生发其用，此用分别而言，一是心官之思，一是耳目之官的知觉运动，当然前者即思更为根本。

而此处知觉概念，船山给出的解释是，人之有性，函之于心而感物以通，而五常百行之理无不可知，象著而数陈，名立而义起，习其故而心欲之，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张子正蒙注》，第33页）。四、四端之心、七情与尽道心 船山曾言：朱子于《学》、《庸》章句、《论语集注》，屡易稿本，唯《孟子注》未经改定，故其间多疏略，未尽立言之旨（《读四书大全说》，第1012页），而自己无疑是要做进一步的充实工作。（《四书笺解》，第368页） 18 王夫之:《四书训义》（下），第107页。穷理以复性于所知，则又非思而不与理相应。

而且凸显尽心工夫不仅仅局限于修身的道德领域，而且亦可运用于治人的政治领域。而其体已异，则不可竟谓之情。

（《读四书大全说》，第1073页）因此，船山提出命于天之谓性，成于人之谓才，静而无为谓性，动而有为谓之才（《张子正蒙注》，第130页）。而且借助孟子思诚者人之道之说，将思进一步明确为思诚，指出孟子思诚者进一步补充子思诚之者人之道。

对此，船山指出:耳目口体虽为小体，而皆足以听命于心，以载道而效其灵，以成仁义礼智之大用。相比而言，船山尽心工夫突出尽其才即思，其在心上做工夫是有实际着手处的。2 船山指出，从天之道，到以道成性，到性发知通为顺而言之。（《读四书大全说》，第397页）可见，船山虚灵不昧不仅是指知觉运动，还包括仁义道德价值在内。可见，船山尽心工夫论强调的正是心（思）之本位即思为本而亦但生仁义（《读四书大全说》，第1093页）。而性以托焉，知觉以著焉。

由上可见，由性之函于心，说明心可具众理，即性具于心，而知觉以著所强调的正是《张子正蒙注》由性生知（《张子正蒙注》，第33页），此知字的内涵、外延要比致知之知宽广，可以说由性生知便是《读四书大全说》以思为仁义之所自生（《读四书大全说》，第1096页）即心由性发观点。但随着尽心（思诚）观点逐渐明晰，船山回到张载尽心知性说法。

因此说：一个‘诚字，是极顶字，更无一字可以代释，更无一语可以反形，尽天下之善而皆有之谓也，通吾身、心、意、知而无不一于善之谓也。朱子以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解释《大学》明德，阳明以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解释心之本体（良知），船山亦沿用此定义。

在《大全说》中，船山对朱子知性而后尽心虽无明确批评，但也破费周章，特别是对朱子以物格言知性，认为语甚奇特，但又指出非实有得于中而洞然见性，不能作此语，并从天下之物理与吾心之理同此理的角度来为朱子此说作辩护，正如前面所引奉性以治心说法，船山在此亦强调心原是不恒底，有恒性而后有恒心，然后吾之神明皆致之于所知之性（《读四书大全说》，第1107-1108页）。7 关于船山与朱子、阳明心说之分歧及他对两家为学工夫之反省检讨，陈明指出从船山思诚诠释中可见其强调道心之思的重要作用（陈明:《四端与思诚——王船山对孟子性善说与为学工夫的重释》，《哲学动态》2018年第11期）。

有学者据此认为《大全说》是船山早期作品，但从本书对尽心工夫的论述来看，其对心思、思诚的阐释，是其工夫论中独创之见，而且这一观点在《笺解》《训义》《正蒙注》等后期著作中得以延续和丰富，可见，代表其思想独创性的东西自始至终未变，且更加明晰。综上而言，所谓以心尽性便是强调心之才一尽于思，而心思之所得即为也仅为仁义，即心而无不得矣，思之所不至而犹理未思焉耳，所以说尽其心知其性。纹理是条理，机芽是良能。正是在此意义上，船山强调人所有事于天者，心而已矣（《读四书大全说》，第1076页），而之所以高扬心，绝非在心学之心即理意义上，而是强调心官之思，强调尽其心之才，强调心守其本位以尽其官，则唯以其思与性相应（《读四书大全说》，第1108页）。

而且其根本功能或占统领地位的功能为心思，而心思不仅由仁义而生发其用，而且以仁义为其价值内容，即下一节所述：心思之所得亦仅为仁义。主敬行恕，要在诚意慎独，坤道也（《张子正蒙注》，第83页）。

8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1110页。可见，此处知觉概念不仅仅是指知觉之灵明即致知之知（《四书笺解》，第119页），而且指心之本知即思，在此意义上，才可说尽其心者，尽心之本知（《张子正蒙注》，第147页）。

关键词：心之本位; 尽心; 思仁义; 思诚; 情之上半截; 情之下半截;、 本世纪以来，对百余年来的船山学研究范式渐多反省，本文即秉承把王船山还原到其儒学思想的本来体系来加以理解【1】的基本方法，揭示其从心由性发与以心尽性角度即由思诚来论述尽心工夫，从而凸显其希横渠之正学在工夫论中的具体体现以及关于尽心工夫的独到之见。（《读四书大全说》，第1109页） 首先，此处奉性以著其当尽之职是说尽心者无能审其定职以致功，这是因为审者心也，以其职审，故不能自审，所以需奉性以著其当尽之职。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序说》） 11 关于朱子尽心工夫论，吴震指出朱子‘尽心工夫的实际意义便已失落，只有格物工夫才具有真正的实践意义，于是在心上却无法直接着手（见吴震:《心是做工夫处——关于朱子心论的几个问题》，《朱子思想再读》，第159-160页）。而且在船山看来，四端之心的发用流行只是仁义之本心丧失后，因物引而感发，即天命之为人，仁义礼智早在性中，梏亡之余，因感而发者，仁义礼智之本体于此见端（《四书训义》下，第218页）。【12】可见，在《笺解》《训义》《正蒙注》等后期著作中，船山认可张载尽心为知性之功说（《张子正蒙注》，第144页）。从而对朱子知性乃能尽心说提出批评，认为朱子谓知性而后能尽心不仅于本文一串说下，由尽心而知性、由知性而知天之理不顺，而且性处于静而未成法象，非尽其心以体认之，则偶有见闻，遂据为性之实然，此天下之言性者所以凿也，在《集注》知性而后能尽心与尽心然后能知性两说之间，认可后者，即以实求之，此说为长。

于是，强调思为人道，即为道心，乃天之宝命而性之良能，这便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读四书大全说》，第1097-1098页）。而以心尽性，以性合道是从逆而推之来说。

（《读四书大全说》，第948页） 可见，船山不认可朱子径将四端之心认作情，而是辨析四端之心与性、情之同异关系。可见，船山尽心工夫强调的是综合发挥广义心之结构中性、情、才之诸种功能、作用。

知觉以著，故云应万事。也就是说，在船山工夫论系统中，尽心工夫成为切实可行的工夫名目，但却不同于陆王心学静观或默坐等发明本心简易工夫，而是强调心守本位以尽其官。